宜州文化漫笔之十五黄庭坚及其所书范滂传

重刻《范滂传》工作告竣。《范滂传》用石17块，每块90厘米，高45厘米，近千字，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了。工作告竣，本可以轻松一下，但我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总想就《范滂传》书法作品和它的作者黄庭坚几个相关问题说明一下。这些问题，有的是一个误区，就象浓雾一样，八百余年来遮蔽人们，使人们看不清事情真象；有的是历史事件的演绎，了解这种演绎，不仅可以知道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使人们从中获得有益的思考，进而正确地了解黄庭坚其人，使人们在欣赏其书法风采的同时，更深刻地感受黄庭坚的人格力量和艺术魅力。

绍圣元年()，山谷先生五十岁，从这一年起，厄运便降临到这位天才艺术家的头上。罪名当然是有的，三省同进呈谏官前后章疏，指责他：“实录院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宁以来政事，乞重行窜黜。”昏庸的皇帝自然是不会去调查了解事情真象的，于是黄山谷便被谪涪州别驾黔州安置了。宋时官员被贬谪，最轻者称送某州居住，稍重者称安置。黔州，即今四川省彭水县，山谷在这里一呆就是三年。五十四岁那年又迁戎州安置，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山谷在戎州一呆又是三年多。五十七岁时，山谷在戎州“准告复奉议郎权知舒州”，也就是说“皇恩浩荡”，终于对山谷解冻了。由于七年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使得山谷老人身体虚弱多病，获准“辞免恩命”，留荆南待命。

崇宁元年()，被解冻的黄庭坚已五十八岁了，这年正月二十三日发荆州，二十八日至巴陵，二月初六至通城，四月到萍乡，五月一日过筠州，还至江州与其家人相会。这时诗人愉快轻松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虽然不至于象杜甫“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那样奔放不羁，但从山谷作《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诗》就可以体验到诗人此刻的心情了，诗云：“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出瞿塘滟滪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九月，山谷至鄂州，寓居逾年。鄂州，即今湖北武昌。崇宁三年()，山谷五十九年，是年在鄂州，正准备复出当官，又有一番作为的诗人，高兴还来不及，又遭到比前次更为沉重的打击。初时，在荆州作《承天院塔记》，转运判官陈举，承宰相赵挺之的授意，摘其间数语，告发山谷“幸灾谤国”，于是被朝廷除名，羁管宜州。这个赵挺之，即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家公，黄庭坚很是看不起他。元佑中(至)，黄庭坚与赵挺之俱在馆阁，一日他们几个朋友聚饮，行酒令，山谷云：“欲五字，从首到尾各一字，复令念成一字。”赵挺之云：“禾女委鬼魏。”庭坚曰：“束力敕正整。”谐赵之音，合座大笑。赵又曾曰：“吾乡最重润笔，每一文成则太平车载之以赠之。”黄庭坚顺口嘲笑：“想俱是萝卜与瓜齑耳。”这样赵挺之与黄庭坚便结下宿怨，总想伺机报复。后来赵挺之当上宰相，从黄庭坚的诗句中摘出几句，断章取义，向皇帝进言，说黄诽谤朝廷，于是龙颜大怒，被开除“干部”队伍，流放到岭南西北一隅的宜州，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人应用“莫须有”的手法总是那样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崇宁三年()，山谷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正月晦越衡山，二月过洞庭，三月泊浯溪，十四日至永州，将其家寓永州，只身一人从全州出发。诗人是否有荆柯别易水永不复回的预感了呢?我们今天已无从知晓，但从他把家人留寓永州来看，已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了。山谷先生于五月十八日到宜州，先是僦居城西黎氏家，官府不许，乃搬至一僧舍，适逢崇宁万寿，寺法不许，于是连夜抱被搬到郡城南楼。对于这段遭遇，历来被人们喧染，以为上至地方长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在有意识迫害黄庭坚，这实在是一个误区，大大地冤枉了宜州官员和百姓。

宋刑法规定：官员被贬谪，称之为编管。在编管中，又据罪情分为羁管、编管、编置、安置和居住。先前黄庭坚被安置黔州，属较轻处分，此次羁管宜州就属于严重处分了。宋代的编管，是以编入当地户籍，接受监督管制，限制人身自由为特征。1、编管人解到编管地后，“所在州常切检察，无令出城，及至走失。“如果编管人有人作保，准许在城内教书及与人交往，但不可过密；2、呈身制度，规定编管人“每旬赴吏厅呈身”，即每十天要到地方长官那里汇报一次自己的情况；3、编管人的衣食提倡自给，即允许请人作保后“聚徒授业”，达到衣食自给。对照一下规定，山谷先是居城西黎氏家，因黎氏家在城外，不符合“不许编管人出城”之规定，故“迫害”不能成立。其实，反倒是宜州地方长官对他十分友好礼遇。在黄庭坚日记《宜州乙酉家乘》中就记载了“宜州太守党明远多次去看望他，并且不忘给他送去一枝含笑花，对他的敬重、关怀同情都凝聚在这枝含笑花上了，甚至嘱咐黄庭坚为其写墓志铭”的事实。也许是山高皇帝远，比党太守职务稍低一点的宜州通判俞若著对黄庭坚更是关怀备至，敬遇不怠，亲自为之经理馆舍，要不是他的出面，也许黄庭坚连郡城南楼都住不上。俞若著还派遣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俞滋，一个叫俞浒追随陪伴山谷先生。又允许山谷开馆讲学，聚徒授业，解决其生活来源。宜州百姓对先生亦十分友善，经常送米、菜、酒、肉等食物给山谷。地方管吏更是违反规定，从不限制先生的行动自由，随便山谷出城游玩，南山寺、香山寺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更有甚者，零陵蒋伟赶到宜州，日陪杖履，使先生不致孤寂。所有这些，地方官员从不干涉。以上所述，有些是地方史志所载，大部分还是先生自己在日记中所记，“绝无假冒伪劣”，所以说对黄庭坚的迫害刁难，实在是人们一不懂宋代对编管人员的规定，二是出于想当然，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日，宜州通判俞若著对山谷云：“先生不愧东都党锢诸贤，请书《范滂传》于壁。”庭坚默忆书之，既成，仅误二三字。这是山谷先生在宜州的书法创作，也是他生命最后的闪光。我们观赏这幅佳作时，不仅看到其用笔点画精到，顿挫而行，擒纵得当，骨肉丰满，大气滂礴，又使人感受到浩然正气洋溢篇中，使人油然而生敬意。这无疑是先生书法创作中的精品，是其生命最璀璨的花朵。《范滂传》出自《后汉书》中的《党锢列传》。二十四史中唯有《后汉书》开列《党锢列传》，实在是因为“党锢”东汉时的恶劣影响及造成了惨烈的严重后果，为后世警之缘故。东汉恒帝时，政治黑暗，重用外戚，宦官掌权，正直的官员们忧心忡忡，起而反对宦官外戚。小人奸臣在政治上是近视眼，平庸无能，搞阴谋诡计却个个是“天才”，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为忠耿之士罗织罪名，张开捕杀大网。他们议论指责正直大臣结党营私，诽谤朝廷。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三君”，“八俊”，“八顾”，君者，言一世之宗也；俊者，言人之英也；顾者，言能以德行人者也。……表面上看，这些都是恭惟溢美之词，但暗中却隐藏着杀机，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家天下，自然是不能容忍这些对家天下构成威胁的“三君”、“八俊”，于是统统戴上“结党营私”的罪名，酿成了“党锢之祸”。桓、灵二帝在位期间，这些正直之士或遭下狱捕杀，或禁固终身，永不复官，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党锢之祸”。当时所谓“党锢”的领袖人物是李膺、杜密，时人称“李杜”。范滂属“八俊”之一，他镇定自若地前去投案。其母与之诀别：“汝今得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范滂被杀时，年仅三十三岁。

历史总是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北宋末期亦是政治黑暗，大权旁落于蔡京等小人手中，对于正直的官员亦采用东汉“党固”的手段，大兴党狱，排除异己，蠹国殃民。蔡京通过徽宗赵佶颁立《元佑党籍碑》，列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一百二十人为“元佑党人”，并由蔡京手书刻石于全国各州县，入碑籍者皆受迫害。原碑今不存，现桂林七星山龙隐岩有《元佑党籍碑》，乃为南宋庆元四年（)由元佑党人梁焘的曾孙梁律所翻刻，是全国仅存最完整的一块。苏轼、黄庭坚以范滂为学习榜样，亦遭到范滂同样的“党锢之祸”，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岛，黄庭坚被贬到宜州，可谓“求仁得仁”了，亦不难理解为什么宜州通判俞若著称先生为“东都党锢诸贤”。

黄庭坚为俞若著书《范滂传》，真迹自然归俞通判了，不知何故，百余年后，《范滂传》真迹散失人间，为赵忠定所得。嘉定壬申()忠定之子赵崇宪任九江知府，将《范滂传》刻石于郡治四说堂，才有拓本流传于世。今天我们重刻《范滂传》是相对赵崇宪首刻而言的，然而在宜州却是首刻。宜州人得睹山谷先生书法风采，实赖于赵崇宪刻石之刻。

年1月18日

内容来源：李楚荣

责任编辑：脉脉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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