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州文化漫笔之二十五八仙靖远
宜州文化漫笔之二十五）
八仙靖远
李楚荣
宜州古代碑刻中，令人奇怪的是有两块相同内容的碑刻，且书写者同为一人。一块在县城北郊的白龙洞摩崖上，另一块碑就鲜为人知了，在县城西南三十公里处的大八仙山腰洞中的摩崖上；书写者同为明代初期庆远卫指挥使彭举，所书楷书“云深”二字，每字径80厘米。所不同的是大八仙山这块碑的制作者是“岑瑛”。岑瑛是明代早中期思恩土知府，他为何要在不是他辖地的宜山制作彭举所书的一块碑？说来话长，这是一个远离我们的历史故事。
明代的宜山是多事的，明代的宜山是血雨腥风的，明代的宜山是多灾多难的。自古以来，广西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明朝统治者因循唐宋以来的统治措施，在广西实行“流”、“土”并举的统治，即在左右江壮族聚居地区，朝廷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封其上层人物为各府、州、县的长官，史称“土官(司)统治”，其他地区的长官则是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史称“流官统治。”在这两种不同形式政权的统治下，社会矛盾复杂，民族矛盾叠起。在经济上，明朝统治者实行高压政策，掠夺农民土地，加重农民的赋税徭役，并对少数民族居住区实行经济封锁。
在这样严酷的形势之下，农民的反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洪武十六年(公元)庆远府辖地的东兰、那地壮族人民反抗贪官暴吏，举行起义，朝廷派兵镇压，平寨二十四，屠杀千余人。洪武二十八年(公元),宜山韦召领导农民起义，朱元璋急令广西都指挥使韩观调兵镇压。韩观亲临宜山，采取残酷手段，屠杀起义农民二千二百余人；永乐二年(公元)，陈公宣领导宜山、忻城两县农民起义；永乐五年(公元)韦公木领导宜山述昆乡农民起义；永乐十九年(公元)，韦万皇领导宜山人民起义，起义军占据庆远、柳州两府广大农村，阻遏江道，攻城夺库，声势浩大。明王朝先后诏令镇远侯顾兴祖为征蛮将军，山云佩征蛮将军印充广西总兵官前往宜山镇压。这次起义从永乐十九年(公元)延绵至正统三年(公元)，前后十七年。顾兴祖所率官军驻扎在石别镇屯蒙村一带，现在屯蒙村南面三百米处的波廖岭的崖壁上还留有“常胜营”刻石，屯蒙村后龙山摩崖上亦留有镇远侯顾兴祖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亲笔题写的“镇夷山”刻石。这两块摩崖石刻就是这次农民起义及顾兴祖镇压这次起义的实物证据。顾兴祖在这次镇压农民起义中，血腥屠杀农民军和群众余人，山云屠杀农民军和群众更是多达余人。宜山人民完全处于血雨腥风之中，恐怖完全笼罩宜山。
正统六年(公元)。宜山述昆乡(今龙头同德一带)农民起义，官府“莫能控御”。豪绅黄祖记因与思恩土知府岑瑛勾结，打算割述昆乡一带归思恩府。并与宜山知府朱斌备商量。“时瑛方雄两江”，权势很大，朱斌备也想讨好岑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第二年即将述昆乡等拨给岑瑛统治。岑瑛接管后，实行残酷的土司统治，赋税沉重，终于酿成民变。述昆乡人民在韦万秀地领导下举行起义，此时的农民起义可谓“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如火如荼”。面对这种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明王朝派安远侯柳溥前往宜山镇压农民军，官军就驻扎在大八仙山一带。为了邀功朝廷，也为了纪功后世，这些朝廷官军在大八仙山腰洞中的摩崖上，刻下许多纪功诗碑。柳溥还命令部将胡智书写“靖远峰”三个大字，刻之于石。还有本文开首所提及的思恩土知府岑瑛制作的庆远卫指挥使彭举所书的“云深”大字碑刻。彭举为山东人，跟随朱元璋征战南北．战功赫赫，远近闻名，岑瑛如此所为，想必是“打鬼借助钟馗!”这次起义前后延绵五十余年，官军久攻不克。弘治四年(公元)广西都御史邓廷瓒奏请朝廷批准“别置长官司以治之”。遂于弘治五年(公元)，把宜山县地分置“永定正长官司、永顺正长官司及永顺副长官司”。这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土司”。正长官司为正六品官阶，副长官司为从七品官阶。三个土司的产生结束了宜山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农民起义。
如今的大八仙及屯蒙一带，一片桑麻，一片稻田，一片蔗林，一片生机。当年的腥风血雨不再，只留下几处当年鏖战的遗迹，并成为如今的名胜古迹。后人揽胜，看到的是摩岩石刻上的颂歌词赋，谁能想到这些文质彬彬的文字后面，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征战，以史为鉴，珍爱生活，共建和谐社会，才是我们今天应有的态度。我们不妨采录其中一首诗来结束此文。
济济雄师驻八仙，英风振萧岭南天。
旌旗影拂鏖烟净，鼙鼓声扬酒兴喧。
列郡始治春意育，诸军齐唱凯歌还。
纪功刻石危峰上，靖远名题万岁传。
年11月
本篇散文由唐浩洋资助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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