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陕西长安和耀县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朱捷元秦波

一

陕西西安在隋唐时是全国经济、文化的外文化交流的集中地。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这里多次发现过隋唐时遗存下来的波辩萨珊朝银币，这是古代中国和波斯友好往来的实物证据之一。

近几年，在陕西长安、耀县又出土了两批现报导如下：

年12月，在长安县王家庄公社天子峪国清禅寺附近的残舍利塔内发现一件白瓷钵，高13、口径14.5厘米（图版拾，5）,内装骨灰和大小套装的二个银盒及一个小金盒。较大的银盒高5、口径5.5厘米（图一,3）,内装小银盒高2、中径2.6厘米（图一，2）,其内套装的小金盒高1.5、口径1.1厘米，重9.7克（图一，1）。

长安县天子峪，离现在西安城约40余公里。隋唐时称“机梓谷”或“便子谷"，以后讹为“天子峪"。在隋唐时峪内西坡曾有一处著名寺院，名至相寺。《续高僧传》卷三十七《释普安传》云：“周氏灭法，栖隐于终南山之梗梓峪西坡。"“大业五年（年）十一月五日，终于静法禅院，春秋八十，遗骸于终南山起塔，在至相寺之侧矣"①。陆增祥《金石续编》卷三记王摩侯《舍利塔记》云：大隋大业五年岁次己巳正月己已朔二十日，京兆郡大兴县御肃乡便子谷至相道场，建立舍利佛塔，弟子王摩侯供养"。唐《梁师亮墓志》亦云：“即以万岁通夭二年二月六日，葬雍州城终南山至相寺梗梓谷，信行禅师塔院之东"②。唐大历六年，在峪口外以西处（即信行禅师塔院旧址），曾建白塔寺，至今犹存。年左右，在天子峪西坡出土了一批唐代泥佛象，据铭文为至相寺比丘法津在永徽元年所造⑧。

据当地群众反映：这批永徽比丘法津泥佛象，就是在国清禅寺附近出土的。发现波斯银币的舍利塔即在峪内约2.5公里西坡的半山腰上，离清代修建的国清禅寺南约米处。塔为五层砖塔，高约5米，塔基为正方形，每边长L5米。在塔的第三层中间有砖砌的一个竖穴洞，内装白瓷钵，上面原有鎏金莲花瓣形饰物，现已遗失，钵内装有骨灰、金盒、银盒和七枚波斯银币。从拆下的塔砖观察,砖上印斜绳纹，较为厚重，多见于西安地区出土的天宝以前的唐墓中。白瓷钵也颇类出土的隋或初唐的瓷钵。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此塔应是唐代天宝以前梗梓峪至相寺僧人的舍利塔。

另一处是年4月，耀县照金公社寺坪队社员在村中平整土地时，于距地面深2米处发现一座舍利塔基，内有置放塔铭的石函（图二）。

石函的四周及盖上均有长条形或方形的护石包裹，周围又砌有砖墙。石函高,长、宽各厘米。函盖高52厘米，盖面上篆书“大隋皇帝舍利宝塔铭”九字。函盖的侧面有线刻的飞天、花草（图三）;函座中间有深33、宽46.5厘米的方形竖穴函洞，近盖处还有深10、宽52.5厘米的正方形的二层台,为放置塔铭的地方。函座四周刻有“舍利弗"、“大迦叶”、“阿难"、"大目槌连以及东南西北四天王和力士等图象（图四）。

塔铭放置在石函内，高10,长、宽各51.5厘米,铭十二行，行十二字（图五），记年为仁寿四年四月八日。

在塔铭下的函洞内，放有涂金盖顶铜盒一件，高15厘米（图版拾，1）,内装骨灰、舍利子三枚、隋五铢铜钱廿七枚（图八）、金环一件、银环九件、玉环一件（图七）等。就是在这一铜盒中，还装有三枚波斯萨珊朝银币。此外，函内还放置有圆铜盒一件，高5.2、口径7.9厘米，内装着头发（图版拾,3）。涂金方铜盒一件，高8厘米（图六），内放绿色玻璃瓶一件，瓶高5.8、口径1.2厘米，内装着淡红色的浓稠状液体（图版拾，2）。铜瓶一件，喇叭形侈口，细颈鼓腹，圈足，颈部有弦纹十二道，高21厘米，内装骨灰。此外，还出土有玛瑙器一件，高2、底径1.8厘米。月牙形铜饰物四件，长10.2厘，匕铜警一件，长8.2厘米。铜锥一件，长11.9厘米。铜小刀二件，一长7、一长5.5厘米簪一件和曷水晶饰一件。

耀县照金公社寺坪，在距耀县城西北约50公里张阁老崖下的田峪内，周围为桥山余脉的丛峰环抱。村中地面，至今还遗存不少已经残破的石刻佛象和象座。据塔铭可知此地为隋神德寺遗址所在地。据《广弘明集》卷十九记，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元年、二年、四年，曾将婆罗门沙门所赠之舍利，分别送至全国各大州，建造舍利塔。《续高僧传》卷三十六《释道密传》：记在仁寿元年“前后建塔，百有余所"。据出土的石函盖铭和塔铭，此舍利塔当是仁寿四年、隋文帝在宜州宜君县神徳寺“奉安舍利"所建的“灵塔"。而奉送舍利至神德寺的为“大德法师、沙门僧晖。"④又《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释静琳传》云：“仁寿四年，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之神德寺。琳即于此住"。按唐时的华原,即今之耀县。此神德寺，当即塔铭所云的神德寺。这件事的本身就充分暴露了以隋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迷信，麻醉迷惑人民的恶毒用心。

二

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中发现的七枚波斯银币，其中六枚（图九，1—4、6、7）与年11月西安东韩森寨唐墓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库思老二世的银币相同⑤。银币直径为3.2-3.3厘米，平均重为4.1克，是标准的“德拉麦克”重量。正面和背面的纹饰，均与标准的库思老二世时铸的银币相同。但如仔视审视，则这六枚正、背两面的纹饰及婆罗钵铭文又各有微小的差异。库思老二世（-年）就是《隋书西域传》所记的库萨和，他在位时间达三十九年之久，当时波斯贸易发达，需要大量货币。据记载，他的铸银币地点达一百二十余处，留传到后世的,也是萨珊各朝所铸的银币最多的一种。因而，长安天子峪舍利塔发现的六枚库思老二世银币，可能因铸币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些差异。

另一枚银币（长号，图版拾，4;图九，5）,应为萨珊朝布纟仑女皇（年一年）时的铸币。据波普主编的《波斯美术综述》（新版）卷二所记：“萨珊王朝最后几个王的钱币几乎都是仿库思老二世的样式。‘“这些七卷第页图版M布纶女皇时铸的标准银币（该书仅有银币的正面照片）完全相同。按萨珊朝自年库思老二世被杀后，发生互争王位的内战，此后四年（-年）内，先后换了八个国王和女王，布纶女皇就是其中的一个。

这枚布纶女皇的银币大抵同于库思老二世银币式样。正面为布纶女皇的半身右侧象，王冠作半圆球形，冠底有联珠两列，四周插有饰物。冠顶有两翅膀（袄教中屠龙之神未累什加那的象征），两翅之间夹有新月，新月托一球形物。左肩和胸前垂着长长的两条辫发。圆领衣，胸前横饰顼珞二串。婆罗钵铭文即在王象的两侧。背面纹饰几乎与库思老二世银币背面的纹饰相同，区别之处仅在于两祭师所戴的冠式，布纶女皇的是一长形的两侧有饰物的形状，而二世是两侧翘起的半月形。曾文在祭坛及祭师的两侧，据夏籁同志的考释，左为“一”字，即为“元年"之意,知其铸于6§0年。右侧铸币地点的字样，摩根释为页）。浪是应依倭尔克的解释，SD与SK通用，是萨中斯坦（Sakastan）的简写。这枚银币可以确定其铸造年代为年，传入中国当在星（贞观四年）之后,从而可以判断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的建造时间当在贞观四年以后至美宝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内。

布纶女皇在位仅一年多，并且是内乱外患交迫的时期，所以她的铸币数量不多，遗存下来的也就很少。在我国还属首次发现，较为罕见。申出自于唐代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极安附近，也决不是偶然的。当时中亚和西琢的商人集聚在长安，西市就住了不少波斯卑人。在长安城中的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均设有波斯人所信仰的火袄教寺院团。而在中外驰名的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波斯的使臣和商人，源源不断地往来着，互相彳换着本国的物产。因此数量较少的布纶女*的银币完全是有可能通过两国的使臣或商人传到长安来的。

耀县照金公社寺坪隋舍利塔中出土的三枚波斯银也其中一枚（耀1,图九，8）系库思老一世（？31—年）时所铸，与年秋在河南陕旱隋墓中出土的库思老一世银币相同⑦。库患老一世在位四十八年，铸币地点达八、九十处之多，保存下来的也比较多，在我国新疆的乌恰、吐鲁番及河南的陕县等地均有发现。

另外甲枚银币（耀2、耀3,图九，9、10）是卑路斯

王（-年）和卡瓦德一世（—53』年）时的铸币。这两枚银币背面的纹饰基末相同，火焰两侧右边是新月，但是左边的不吊1,一枚为五角星，另一枚为六角星。耀3芦银币的纹饰与年4月陕西长安张家垠号墓发现的卑路斯银币以及年青海西宁出土的卑路斯B型银币的纹饰相同⑥。两枚银币背面，两祭司戴的冠帽均顶出银币纹饰的圆框外，这是卑路斯至卡瓦德一世时期的银币背面纹饰的一个特征。耀2号银币正面王者象所戴的王冠后部有雉堞形饰物;冠顶和前部都有新月各一，冠顶之新月还顶有一圆球。圆球两侧各有飘起的带状物。圆框外的左右二侧及下方有新月，或新月抱星。耀3号银币正面王冠后部没有雉堞形饰物，却换成一对翅翼。据此可以判断，耀2号应为卡瓦德一世银币，耀3号应为卑路斯B型银币。此枚卡瓦德一世银币的中部和外框四周均有穿孔（可能是后人所加）。正面王象的圆框外有新月和六角星，这是萨珊朝后期银币的特征，开始于卡瓦徳一世后期。这三种银币的铸造年份都在隋仁寿四年（年）以前，它们被放入仁寿四年舍利塔的塔基中，自然不足为怪⑩。

三

长安县天子峪和耀县寺坪出土的波斯萨珊朝的银币，不仅增加了我们对波斯古钱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我们对于隋唐时期中国和波斯友好交往的认识。综观解放后我国出土波斯萨珊朝银币的地方，在西北，通往中亚欧洲的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和地区出土最多。如新疆的乌恰和吐鲁番、青海的西宁等地。在南方，距离中西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广州不远的英德县也有发现。此外，就是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两京附近的増方，如陕西的耀县和河南的陕县等地也有出土。这是符合隋唐时中西交通和友好往来的历史的。长安县天子峪舍利塔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有世界上较为罕见的布纶女皇时所铸的银币，它更进一步证明了古代中国和波斯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为中西交通史顼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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