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任永州安置到底上任没有
据《永州志?永州历史大事记》记载：
哲宗绍圣元年（)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安置永州。
哲宗绍圣四年()北宋名臣范纯仁被贬为武安军节度副史，永州安置。
哲宗元符三年()移苏轼于永州，赴永途中遇赦。其时苏辙亦移永州，未至，又改移岳州。.
徽宗崇宁三年()著名诗人黄庭坚内徙永州，未闻命而去世。先此，他赴宜州贬所，途经祁阳，作《书磨岩碑后诗》；至永州，逗留月余，存诗10多首。
徽宗崇宁五年()蔡京被谪居永州。
从上述历史记录来看，北宋哲宗、徽宗年间，被贬永州的文人政客颇多，其中文豪级别的苏轼、苏辙、黄庭坚赫然在列！不过滑稽的是：他们三人居然都没有到任，都在途中遇赦、改任或者去世。
图为元人绘制的苏轼画像最近，笔者通过读史、读书以及浏览先贤们的诗文原作，发现“哲宗元符三年()移苏轼于永州，赴永途中遇赦”一条史事颇为存疑，故为之初步考证。笔者认为，苏轼并非“赴永途中遇赦”，而是在永州任职之后才“遇赦”。
以下进行初浅论证，旨在抛砖引玉。
一、据《宋史》记载苏轼出任过永州安置
据《宋史》记载：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图为苏轼生平简介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关于苏轼的生平简介却是这样记录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他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作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婉约之气，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嘉祐二年（）进士，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召直史馆。神宗元丰二年()知湖州时，以讪谤系御史台狱，三年贬黄州团练使，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量移诸州。哲宗元祐元年（）还朝，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九年，又被劾奏讥斥先朝，远贬惠州、儋州，元符三年（），始被召北归，卒于常州。著有《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今存。
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矛盾：《宋史》记载的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等三个官衔，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中没有提及。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元符三年（年）大赦，苏轼北归”。这里的关键点是：苏轼到底是从哪里动身北归的，是海南儋州还是湖南永州？笔者认为，应当是湖南永州！
我们不妨使用反证法。假使苏轼是从海南儋州动身北归的，那么又何来“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之说？假使苏轼是从海南儋州动身北归的，那么，苏轼于元符三年四月（年5月）遇赦，始被召北归，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时间跨度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从海南到江苏，也不过公里，就算他每天走二十公里，三个多月也就到了常州，那么多出来的那一年他又去了哪里呢？显然，苏轼从海南动身北归之说不成立！
图为苏轼真迹“绝笔”之作假使苏轼从湖南永州出发北归，那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不妨来推理一下当时的大致情况：元符三年四月（年5月）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但此时他已经来到永州任职，永州灵秀的山水以及他所崇拜的柳文化使他为之心动，于是他就在永州这块风水宝地滞留了一年左右。大约在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年6月），苏轼才从湖南永州动身北归，在北归途中，于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永州至常州公里，步行两个月到达，这才符合逻辑！
那么，他在永州的这段经历，史书上为何没有进行介绍，只是简略地列举了一个“永州安置”的官衔呢？因为根据北宋官制，“安置”一职专门为安置罢退的大臣而设，“不得签书公事”。光领俸禄不管事（与现在退居二线的官员大体相同），自然就没有政绩，没有政绩也就没有正史，这种情况史书上还能有个名录也算是不错了！
二、苏轼的手书《荔枝碑文》到底出自柳州还是永州并无确论
苏轼手书原刻《荔子碑》现存于广西柳州柳侯祠，为国家一级文物。
苏轼开创宋代崇尚个人意趣的一代书风，被誉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推崇为“奇伟雄健”之作，而明人王世贞则评为东坡的“书中第一碑”。《荔子碑》以其首句“荔子丹兮蕉黄”而得名。全文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结尾的《迎享送神诗》。在韩文时隔两百多年后，苏轼书写了这段文字，而罗池庙刻碑，则是在南宋嘉定十年（年），距东坡书写时又有百余年之遥。可见，苏轼到底是在何时、何地书写荔枝碑文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
《荔子碑》刻石后，以柳宗元事、韩愈文、苏轼书而享“三绝”之誉，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崇祯十年(年)六月，徐霞客在柳州的日记有“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赡书韩辞二纸”之语。历代或取拓本以传观，或重刻于石以流传后世，可见人们对此碑的珍视。苏轼故里眉山三苏祠里收藏着两通“荔子碑”。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这并不能代表它的源出，只能说明眉山的“荔子碑”与柳州的“荔子碑”属于同一书法而已。
图为苏轼真迹《荔枝碑文》柳宗元曾任司马的永州同样建有柳子庙，柳子庙里同样也有“荔子碑”。零陵柳子庙，始建于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年）。南宋始兴十四年（公元年），清朝光绪三年（公元年）进行过重建。明万历二十四年（年），永州推官刘克勤以柳州罗池庙的原碑拓本刻石，置于庙中。顺治十六年（年），永州知府魏绍芳重刻。同治六年（年）廷桂任永州知府，又以酃湖人谭仲维“新得柳州拓本”，分刻四石，嵌于祠壁。此重刻碑现存于柳子庙正殿后墙壁，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零陵柳子庙坐落在永州潇水之西的柳子街上，始建于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年），而柳州罗池庙（现改名为柳侯祠）则兴建于柳宗元病死柳州之后的第三年，即唐长庆元年（年），比零陵柳子庙足足早了两百多年。无论苏子赡书韩辞真迹在何处被发现，最终辗转流落到柳州罗池庙都是符合逻辑的。假如年，苏轼就任永州安置之时书写了《荔枝碑文》，但零陵柳子庙并无刻碑之举，后来他的书法作品辗转流落到了柳州，柳州罗池庙遂于南宋嘉定十年（年）刻碑，此时已是百余年之后，所以苏轼本人也并未见过“荔枝碑”。由此可见，苏轼的手书《荔枝碑文》到底出自柳州还是永州并无确切论据。
据考证，苏轼诗词中明确提到柳州一词的仅有《南乡子?用前韵赠田叔通家舞鬟》：
绣鞅玉钚游。灯晃帘疏笑却收。久立香车催欲上，还留。更且檀唇点杏油。
花遍六么球。面旋回风带雪流。春入腰肢金缕细，轻柔。种柳应须柳柳州。
而此词中的“柳州”并非指地名柳州，而是用典指代人名“柳柳州”，即柳宗元。所以说，这首词并不能说明苏轼去过柳州。既然苏轼没有去过柳州，怎么能够说明他的手书《荔枝碑文》源出柳州呢？相反，苏轼《荔枝碑文》源出永州的可能性更大！
下面，笔者对苏轼在永州的可能生活经历试以论证。
三、苏轼《次韵致政张朝奉仍招晚饮》一诗说明他曾经在永州生活过并见过何仙姑
《苏东坡全集》录有诗词作品两千多首，仅有《次韵致政张朝奉仍招晚饮》一首直接书有“永州”二字。苏轼在诗中写道：
扫白非黄精，轻身岂胡麻。怪君仁而寿，未觉生有涯。曾经丹化米，亲授枣如瓜。云蒸作雾楷，火灭噀雨巴。自此养铅鼎，无穷走河车。至今许玉斧，犹事萼绿华。（君曾见永州何仙姑得药饵之，人疑其以此寿也，故有丹化米、萼绿华之句，皆女仙事。）我本三生人，畴昔一念差。前生或草圣，习气馀惊蛇。儒臞谢赤松，佛缚惭丹霞。时时一篇出，扰扰四座哗。清诗得可惊，信美辞多夸。回车入官府，治具随贫家。萍齑与豆粥，亦可成咄嗟。（见《苏轼集?卷二十》）
图为苏轼作品截图诗中的注释“君曾见永州何仙姑得药饵之，人疑其以此寿也，故有丹化米、萼绿华之句，皆女仙事”，应为古代编著者所加，大约是苏轼的亲友，因为批注者称苏轼为“君”，且用文言文。另一种说法是“注释入诗”，也就是说括号里的注解是苏轼自己加上去的，其中的“君”系指诗中的主人公“张朝奉”（大概是一个姓张的京官）。不管属于哪种说法，都证明了苏轼与何仙姑是同时代的人物，并且相距颇近，还有可能相互认识。
从注释的内容来看，苏轼曾经见过何仙姑采仙药之事（或者是他听说过张朝奉见过何仙姑采仙药之事），所以才写下这首诗篇。何仙姑是北宋年间永州民间女子，宋代文人多有记录，诸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魏泰的《东轩笔录》、曾敏行的《独醒杂志》等作品均载有其事迹。可见，苏轼曾经在永州生活过一段时期。
四、《潇湘竹石图》是苏轼在永州生活过的铁证
《潇湘竹石图》为国内苏轼作品孤本，纵28厘米，横.6厘米，为绢本，中国美术馆收藏。该图采用长卷式构图，展现了永州古城西郊潇、湘二水合流之处的苍茫景色。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画面极富层次感，让人在窄窄画幅之内如阅千里江山，正所谓“尺幅千里”也！
图为苏轼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苏轼画作传世珍品仅两幅而已，另一幅《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可见，《潇湘竹石图》已经成为国内孤本，价值弥足珍贵！如果苏轼没有到过永州，他能凭空画出《潇湘竹石图》吗？如果苏轼没有在永州生活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仅仅是一个过往旅客的话，他能够在那么短暂的时间内留下如此珍贵的绘画巨作吗？
据《文史参考》记载：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漂泊，流传至近代归原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收藏。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白坚夫从北京风雨楼古玩店中买走了苏轼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二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一个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抗战时期，白坚夫把《枯木怪石图》卖给了日本人，《潇湘竹石图》则成为国内唯一的苏轼画作。年，白坚夫家人来北京为该幅作品找买家，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邓拓以写作《燕山夜话》所得的元稿费，加上变卖手中24幅古画的元，总共凑足元才买下了《潇湘竹石图》。邓拓购画后旁征博引写出《苏轼〈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与这幅画作的图片一同在《人民日报》发表。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徐邦达等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专家们经过鉴定认定邓拓所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确是苏轼真迹。
除了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潇湘竹石图》最难能可贵的是其流传有序的身世，画作上包含了元明的26家，共计多字的题跋，这些题跋有的叙事，有的赏析，有的仅是发表赞叹之情。近千年来，《潇湘竹石图》辗转保存至今，历代书画鉴赏家功不可没。当然，功劳最大的还是邓拓先生！
邓拓先生收藏了这幅《潇湘竹石图》之后，凡是可能和苏轼画作相关的东西，他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准确判断画作的真伪，他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一起研究和辨别。或许是因为树大招风的缘故，年秋天，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随即，北京市委组成调查组查处此事，所幸很快就澄清了这场风波。年，邓拓请许麟庐帮忙从自己收藏的古画中精心选出包括《潇湘竹石图》在内的件佳品，经过仔细斟酌，小心盖上他的收藏印后，无偿捐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捐赠活动非常平静，没有仪式，甚至没有一纸证书。邓拓捐赠的这批藏画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均出自于名家手笔，包括徐文长、八大山人、沈石田、文征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件件堪称无价之宝。呵呵，当时的领导干部多么无私呀！
笔者阐述以上文字的目的就是要说明邓拓所捐献的《潇湘竹石图》确实属于苏轼真迹，而苏轼所作的《潇湘竹石图》确实是零陵的萍洲景色，这幅作品又是与《清明上河图》齐名的中国古画巨作，非三天五天就能够完成的。由此可见，《潇湘竹石图》正是苏轼在永州生活过的铁证！
综上所述，苏轼并非“赴永途中遇赦”，而是在永州就任“安置”一职之后“遇赦”。不过，这个职位是个闲职，“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没有批阅文件的权力。正因为是个闲人，他才有时间书写《荔枝碑》，才有时间绘制《潇湘竹石图》！
图为苏轼与王朝云的生活意境图总之，苏轼在永州大概生活了一年左右：元符三年四月（年5月）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但此时他已经来到永州任职，永州灵秀的山水以及他所崇拜的柳文化使他为之心动，而此时，他一生钟爱的三位女人王弗、王闰之、王朝云都相继去了天堂。青年丧妻、中年丧子、老年丧妾，加上政治上的长期失意，他已经对仕途心灰意冷，唯有钟情于山水才能抚平他心灵的创伤。于是，他就在永州这块风水宝地滞留了一年左右。期间，他书写了《荔枝碑文》，创作了《次韵致政张朝奉仍招晚饮》等诗篇，绘制了《潇湘竹石图》等国画。大约在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年6月），苏轼才从湖南永州动身北归，在北归途中，于年8月24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享年65岁。
而这一天，正是他丧子十七周年的忌日！所谓父子连心，亦莫过如此耳！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况且论述浅略自然成不了定论，欢迎广大同仁、专家学者予以指正！若能通过诗文、地方志之类的文件举例证明，在年5月至年5月这段时间里，苏轼的确在其他地方生活或者任职，笔者就信服；若只有反驳的观点，而又没有实际性的论据，那就不用理会笔者此文的观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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